总有程序员想在赚够钱后考公上岸，现实却是，能在35岁之前把钱赚够的大厂程序员寥寥无几，大部分程序员收入不高，但仍要忍受加班、职场PUA以及年龄的焦虑，而公务员的世界也并非那么美好，报告难写、人际关系复杂，加班也是常有之事。对一些程序员来说，考公看起来是为了更好的生活，但其实只是不满足于当下。
文
易方兴
编辑
赵磊
运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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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漂三年的程序员徐子龙，在今年做了一个决定：回家考公务员。他在正式决定考公后，在老家市区买了一套房子，首付30万，平米，决心在考公上岸后住进去。
徐子龙对“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”抱有强烈的渴望。在北京三年，他搬了六次家。第一次是实习期，块钱，租了个10平米的单间，每个月实习工资刚够在北京生存；第二次是毕业后工作，住在林萃桥，房租每个月块，住了一年房东不续租了；第三次又换房子，住了三个月不到，房东要把房子卖掉；第四次搬到了亚运村，房租已经涨到了块，还是个群租房，隔壁室友每天晚上吵架，他又搬走了……搬了六次家，每次房租都会涨，房间面积却始终是10平米。
徐子龙每次跟新同事聊天，他都要问对方买房了没，买到了哪，好做参考。但最后他发现，周围像他这样的大厂底层程序员，要想只靠自己在北京首付一套房，几乎是做梦。最终，对房子的渴望超越了留在北京的决心，剩下的出路，就是考公。
也有程序员因为爱情去考公。苏雪的男朋友在BAT某厂当程序员，负责小程序开发，手机必须随时保持oncall的状态，不能静音，要远离信号不好的地方。苏雪有一次想去山里露营，怕山里没信号就一直没去成。有一次两人约好看电影，刚到电影院门口就来了需求，等他处理完工作，苏雪的电影也看完了。
两个人的时间总对不上，苏雪每天都会问男朋友能不能按时下班，偶尔得到肯定的答复，男朋友却又在临近下班时收到新的需求，打乱苏雪的安排，两人不知为此吵了多少次。有一次苏雪问男朋友，“不加班行不行？”男朋友说试试，每天准点下班，结果那一周的绩效全组倒数第一，接着就是部门leader找谈话，说一些“每个人的努力公司都看在眼里”“你年纪也不小了”之类的话。
在大厂内部，程序员35岁的话题经常被聊起，许多程序员的一个基本共识是，如果到了35岁还在底层混，那就基本没戏了。而且，一个人越逼近35岁，生活的本来面貌将会看得越真切，这个时候会开始考虑家庭、子女、健康、买房、养老等一系列现实问题，这些现实带来的焦虑，都有可能让人对稳定的公务员心生渴望。
▲一位37岁的程序员在网上发帖诉苦，称因年龄被优化后只能选择考公。图/网络
后来，苏雪和男朋友见了一个公务员朋友，那人在一个政府部门做程序员，他们震惊了：人家不用写代码，不用，每天上班就是把服务器打开，看看网络是否正常，如果是某个运行的软件出了问题，就给软件厂家打电话，喊厂家的人过去修。见完这个朋友，苏雪的男朋友一下就投入到考公的事业中，立志上岸。
大厂难进，公务员难考。年，一共有15万以上的毕业生申请了字节跳动国内多个岗位，平均录取比例50:1；相比之下，年国考报名超过万人，竞争3万多个岗位，平均招录比59:1，相差并不远。但是，十年间互联网带来的造富热潮已经过去，相比于虚幻的财富自由，许多人开始更渴望安稳。
这是两座不同的“围城”，却有相似的故事。
钱和梦想，都落空了
李飞是为了钱，才来做程序员的。他从中部省份一所大学的核物理专业毕业，这个专业就业太难，毕业后去核电站是一条路，要么就读研，但导师劝他，“家里没钱就别读了”，在导师的观念里，理论物理太难了，需要靠其他行业或其他人资助来维持研究，也赚不了什么钱。
但李飞的家庭条件很差，母亲下岗早，家里生活很拮据。他上小学时，有一回家里只剩一碗面条，没酱油，李飞吃了一口吐了，被母亲绑在床上一顿暴打。到了中学，同学把有些磨损的鞋丢进垃圾桶，李飞问“这鞋不是好的吗？”同学说“要不你穿吧”。这话他记到现在。
后来，一个做了IT架构师的高中同学告诉他，当程序员很赚钱，工作两年就能有四五十万的年薪，他马上报了个Java培训班，开始努力成为一名程序员。
这一年是年，“互联网+”成为了主导商业世界的新法则，互联网就像一个漩涡，资金和人才都在快速涌入。在O2O的浪潮之下，任何商业模式从线下转到线上都离不开程序员敲出的一行一行代码。也是在这一年，“信息传输、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”以元的平均工资首次超过银行业，这意味着程序员已经站到了行业收入金字塔的顶端。
“当程序员，到大厂去”成了一种潮流。上了几个月程序员培训班之后，李飞开始疯狂投简历，每天投50份，但是的学历就像假的一样，有回应的公司不到1%，最后只能选择去成都的一家外包公司，第一个月收入还不到块。
相比之下，毕业于武汉大学计算机学院的周鹏，他的程序员之路更为顺利一些。从大三起，他就去北京的一家互联网大厂实习，毕业后又通过校招顺利进入这家大厂，参与一个智能硬件设备的开发，第一年年薪就有20万以上。
周鹏是那种觉得“程序员能改变世界”的人，桌上放的全是《乔布斯传》《重构》《代码大全》这类的书。他相信程序员能够给人们的生活提供便利，学了编程之后，他写了个软件，可以自动抓取网上五月天的照片，因为从高中时代起一直暗恋的女生喜欢五月天，他把程序存到一个U盘里，把这个U盘送给女生当生日礼物。
▲图/电影《社交网络》剧照
无论是李飞还是周鹏，他们都是怀着一股极大的激情进入这个行业，但很快，他们发现了一些生活的真相。
李飞觉得不对劲，他的工作是给很多手机厂商做手机系统外包，每一句每一行的代码修改，都有严格的要求，会有好几页的PPT或者Word文档进行说明，“这基本就是个Ctrl+C和Ctrl+V的工作，你要想自己写一些代码是不可能的。”当时他与同事交流，同事抱怨，“来这里一个月也写不了十几句代码”。
“这就相当于一个不断拧螺丝的体力工作。”有一天他晚上9点半准备下班，被领导叫过去问“为什么今天走的这么早”。通常的下班时间是10点半，有时甚至能到凌晨一点。下班再晚，他也逼自己每天必须自学一小时代码。但这件事也随着领导要求每天都写工作日报而变得更加艰难，“因为你忙了一天，下班一想，感觉什么有意义的事情都没干，日报怎么写呢？”
外部环境也开始挤压李飞。都说成都这个城市幸福指数很高，但那也是对有生活的人而言。那段时间他想明白一个道理，“什么是互联网大厂？就是你听到名字知道它是做什么的，能在这些大厂工作的只占很小一部分，大部分程序员都是像我这样，在一些二三线城市里的小公司，几乎没有什么未来”。
有一回他去上海逛了人民公园的相亲角，发现有个38岁的人，还在做IT，一个月挣一万多块钱，没有生活，没有爱情。他仿佛看到了十多年后的自己。而现在，就连健康也要离他而去了，他体重增加到斤，每天的锻炼就是午饭后绕着公司大楼走两圈。同事与同事之间也不会深交，“你和同事的关系，就像你和路边摊老大爷的关系一样，见面会聊两句，转过身就忘了。你知道他们也有不满，但他们已经不反抗了”。
周鹏作为李飞口中“能进入大厂的只占程序员中很小一部分”中的一个，他满怀激情，一副随时准备面对任何困难的架势。在进入大厂后，前半年里，他是项目组里来得最早，走的最晚的一个。他买了个折叠行军床，专门用来中午在公司睡午觉，这样加起班来更加有精神。唯一的一天休息，他会从北京南边坐两个小时车到北边参加一场技术meetup。他的同事们也都类似，朋友圈里发的都是关于项目进程的反思，或者是和某个互联网大佬的合影。
结果半年之后，项目被砍了。被砍的时候毫无预兆，他代码写到一半，部门大领导叫他去谈了个话，让他去另一个项目组报道。这半年里所有的加班、写出的所有代码就这样被否定了。最让他无法接受的是大领导说话的语气，“就像是一个人去餐馆菜点多了，说这个菜我不要了”。
坐他对面工位的一个同事在这次调整中被优化，而这同事早上才刚刚帮他带了份早饭，第二天，对面的座位就空了，第三天，一个新面孔出现在那里。新面孔开始到处找人加
